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假设增值税减税效果均作用在企业部门，则根据上市公司2017年年报数据测算，整体来看，本次增值税率下调对上市公司利润增厚幅度在5.4%左右，而中位数水平约在10%，其中商贸、国防军工、化工和电子行业受益明显，装备制造行业也大都处于中位数水平以上，而地产和金融板块获利有限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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当我走出尚未开市还十分静谧的华尔街时，我获得的一个深切感受就是：挣钱是有责任的。挣了钱交易员可以分一杯羹，但输了的钱都由公司和股东来承担的薪酬分配体系有大问题。1996年，我们举家搬迁到悉尼。到悉尼见到澳大利亚的合伙人特瑞·威廉森（Terry Williamson）的时候，他对我说，澳大利亚和中国在经济上会越来越互相依赖，他非常愿意帮助我成为一名理解澳大利亚金融市场的中国人。他说，“尽管澳大利亚金融市场的规模不大，但是有足够的深度。务实是澳大利亚金融体系的根基所在。”特瑞后来还担任了澳大利亚联邦储备银行的审计委员会主席，他所坚持和倡导的“金融必须要务实”的理念增强了我对金融本质的认识。

“更为严格的资本、杠杆率等监管要求，可能会给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带来更高的合规成本，但从这些机构在金融体系所处地位来看，理应受到与其系统重要性程度相一致的监管。”董希淼说。近期，央行发布的《中国金融稳定报告（2018）》指出，2008年金融危机暴露出当时一些国家对复杂金融机构监管不力，“大而不能倒”问题突出，对消费者和投资者保护不足。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规模巨大，结构复杂，处置难度高。而且，由于对金融稳定影响巨大，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形成政府不会任其倒闭的预期，进而采取更加激进的经营方式，道德风险高企。

中国当前正处于金融改革和经济发展转型升级的危急关头。上证指数下降到3000点以下，而且也已经在底部经历了一段徘徊期，市场对未来缺乏信心。同时，不良信贷资产在某些地区和行业集中暴露，银行面临的损失是巨大的。企业面对的信贷环境十分紧张，真正的好企业也陷入融资难的困境。这个时候，市场最需要专业人士的参与。金融发展是有规律可循的，就和我们在改革开放初期探寻市场经济发展规律一样。我们还是要回归金融的本质，遵循金融业发展的一般规律，不能乱了章法。这一点和我当年在巧克力大楼与汤姆的争论是一脉相承的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