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当然，也不能忽视从需求端引导企业合规释放产能，包括乡村振兴、高质量城镇化等战略推进，挖掘国内市场潜力，消化部分过剩产能。还要鼓励优势企业以多种方式“走出去”，优化制造产地分布，消化国内产能。对于本次《通知》的发布，杨建国认为，《通知》能增加对新增产能的抑制作用，但彻底根治还需要长期、持续的监管和调控。更关键的是，行政化手段只是去产能的方式之一，如何更好地发挥出市场机制作用，如何真正有效地推进产业转型升级，才是真正根治新增过剩产能问题的关键所在。

四、债券市场结构监测债券市场总规模继续增长。2019 年 3 月末，含同业存单在内的债券市场总托管量[11]约为 89.01 万亿元，较上月增加 1.15 万亿元。规模同比增速 16.12%，较上月下降 0.23 个百分点。信用债期限结构保持稳定。从存量上看，截至 3 月末，短期融资券占公司信用债 11.48%，较上月末上升 0.50 个百分点；同业存单占商业金融债 61.53%，较上月末下降 1.04 个百分点。从发行量上看，3 月公司信用债发行量大幅上升，其中短期融资券占比为 37.01%，较上月下降 6.49 个百分点；商业金融债发行量上升，其中同业存单占比为 83.56%，较上月下降 8.63 个百分点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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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01年，徐启方调任石泉县委副书记、县长，一年后，出任石泉县委书记。当时，石泉县是省级贫困县，18.2万的总人口，贫困人口6万余人，还有近1.7万人住在边远山区，水电路不通。徐启方到任后，探索出一条“迁移式扶贫开发”的新路子，把山民迁出山区，建设扶贫移民新村，解决了山区基础设施建设战线过长，资金不足的问题。“守穷窝一筹莫展，搬下山海阔天空”，徐启方如此总结。

笔者一向认为，食药安全不是靠监管就能解决的，政府人力物力财力都极其有限。食药安全需要社会共治，这已经成为我国食品安全立法的共识理念。但是，必须指出的是，我国当前的食药造假掺假行为和我国10年甚至20年前那些严重的食药造假行为完全不可同日而语，那时的造假掺假行为会造成死亡，现在很多造假掺假行为导致死亡几乎少见，故而死刑鲜有用武之地。没有了死刑威胁，行政处罚最高为违法货值三倍，对于强势的食药生产经营者来说完全没有威慑力。

他是这样说的：在疫情防控工作中，要坚决反对形式主义、官僚主义，让基层干部把更多精力投入到疫情防控第一线。对党中央决策部署贯彻落实不力的，对不服从统一指挥和调度、本位主义严重的，对不敢担当、作风漂浮、推诿扯皮的，除追究直接责任人的责任外，情节严重的还要对党政主要领导进行问责。